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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8岁老院士潘际銮中国焊接教父一生回忆

来源:未知 | 编辑:三毛 | 发表日期:2017-03-27 | 浏览:
潘际銮院士
图为潘际銮和老伴在清华校园。
 
  人物简介:潘际銮,生于1927年12月24日,祖籍江西。中国科学院院士,南昌大学原校长,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。在焊接领域作出杰出贡献,曾获国家创造发明一等奖。1944 年至 1946 年就读于西南联大机械系。
 
  我出生于江西九江,10岁的时候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1937年12月,南京大屠杀之后,很多的伤兵和难民跑到了九江。紧接着,日军南下,九江也不安全了。于是,在父亲的带领下,我们全家人扒上了最后一列从九江去南昌的火车,从此开始了流亡生涯。
 
  我们先是跑到了江西南部的泰和,又跑到了株洲,日本飞机一路轰炸,我们接着跑到了汾阳。逃难途中,我得了伤寒,父亲背着我走,我完全失去了知觉。到了广西柳州之后,病情才渐渐好转。
 
  在亲戚的帮助下,我们一家人从柳州搭上了西去的列车,一路颠沛流离,终于到达云南。在云南,父亲到哪儿工作我就跟到哪儿,至少上了四五个中学,因为家里实在贫穷,有时候不得不辍学打工,真正念书的时间也就3年。但我一有闲暇就拿起书本,高中毕业时,云南省会考,我拿了全省第一,被西南联大录取。
 
  “高考状元”考了个不及格
 
  1944年8月,我进了西南联大。我父亲一直怀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,受他的影响,我选择了机械系。机械系是工学院最大的一个系,当时和我一同入学的有44名学生。
 
  入学第一年,西南联大就给了我两次“下马威”。一次是“普通物理”课,由著名物理学家霍秉权教授讲授。霍秉权是我国首批研究宇宙射线和核物理的学者之一。他风度儒雅,讲课深入浅出,一边和同学探讨着自然现象,一边给大家讲解它背后蕴含的科学、哲学原理。我非常认真,把老师课堂上讲的问题都弄明白了。但是,第一次期中考试,我居然考了个不及格!
 
  按照现在的说法,我可是当时的“高考状元”,物理一直属于我的强项,“不及格”太不可思议。总结原因,我发现考试的题目不限于课堂上讲过的内容,也不限于平时做过的习题,内容非常广泛。
 
  这逼着我改变了学习方式,老师讲一个问题,我要融会贯通。除了教科书,我还从图书馆借、从高年级同学手上买来各种相关的书,对同一个问题反复研究。
 
  第二次,我栽在物理实验上。按照学校要求,我先用英文写了实验的预备报告,通过之后就进实验室操作。但反反复复几次下来,实验结果仍与标准相差甚远。匆忙之下就抄了一套数据,递交了正式报告。但这没有瞒过老师的眼睛,我受到了严肃的批评,被要求重新实验。
 
  这件事也给我很大的触动,令我养成了认真细致、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。
 
  夏天像蒸笼,冬天寒风穿堂入室
 
  西南联大对学生的要求很严。学校特别重视数学、物理等基础课程,每学期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大概有三分之一。不过不及格也不要紧,下个学期可以重修。学校实行“弹性学制”,不管是4年还是5年,只要你修满了学分,就可以毕业。但每一个学科要学几门课,修多少学分,都有一个明确的规定。有些重要科目如果总是不及格,要么转系,要么就自动离校,没有一个人能在联大随随便便就混到毕业文凭。
 
  一年级,我学习了国文、英语、微积分、物理、工程画法等学校规定的必修课,还选了冯友兰教授的“哲学概论”和陈岱孙教授的“经济学概论”。老师上课的时候,有时候临时出题小考,学生必须10分钟以内回答出来。所以我们一点都不敢怠慢。
 
  联大的很多老师都用英文授课,教材和参考书都是英文的,要求学生也要有很强的英语听、说、读、写能力。一开始,接触大量自然科学和专业技术词汇,我感到十分吃力。刚进学校,我狠狠地下了一番功夫,过了几个月才慢慢适应下来。
 
  当时我们的教室是土墙,屋顶仅盖一层铁皮,夏天像蒸笼,冬天寒风穿堂入室。下雨的时候,雨点打在屋顶上叮叮当当作响,老师得提高嗓门大声喊叫,才能压得过风声和雨声。学生宿舍是土坯墙茅草顶,冬天四面透风。教授宿舍也是茅草屋,几家住在一起,用布帘子隔开。最好的房子是图书馆,这是联大唯一的一幢瓦顶房子。
 
  办学条件艰苦,但教育理念是先进的。校长梅贻琦反复强调“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”。在延聘原先三校教授的基础上,还不断吸引海内外优秀人才,形成了杰出的教学和科研队伍。
 
  整个学校的风气非常自由。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在一定范围内自主选课,有些喜欢的课程可以跨系、跨院选修。我记得有一门经济学的课,我看了相关的书籍,老师讲什么我大概都知道。有一次我没去上课,被老师发现了,他只是说了一句“怎么不来上课还总是考得那么好”。老师领进门,修行靠个人,这是联大所倡导的。
 
  政治主张不同,爱国之心一致
 
  我曾亲历了著名的“一二·一”运动。这是一场学生要求和平民主、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。1945年11月25日晚,联大师生不顾国民党的禁令,在图书馆的草坪上举行演讲会。刚开始不久,军队包围联大校园,用机关枪对空扫射。为抗议暴行,联大等18所大中院校举行了罢课,12月1日,一大批军人闯入这些学校,殴打师生、开枪投弹,造成4人被害。鲜血震怒了全国人民,国民党当局为了缓和反对情绪,不得不把相关的官员给撤了。
 
  联大被称为“民主的堡垒”。学校没有公开的党团组织,只有一些社团,可以发表各自意见。政治主张不同,但师生们的爱国之心是一样的。学校总共招收了8000多人,毕业3800人左右,其中一部分是学不好或者家庭困难没有毕业,另外一部分就是参军了。抗战危急之时,日本人占领缅甸北部和云南西部,对昆明虎视眈眈,滇缅公路这条当时中国最主要的军火补给线也将被切断。国民党号召大学生参加远征军,联大就去了1000人左右。
 
  抗日救亡是当时联大师生的共同目标,捐躯赴国难,视死忽如归。不过参军的大多是高年级的学生,像我这样入学不久的新生学校不建议去。对于我来说,10岁就穿梭在炮火之中,知道国家要亡了的滋味。所以读书纯粹为了求学问,将来能够救国和报国,功名利禄那时根本没有想过。
潘际銮院士
  告别的时刻
 
  日本宣布投降的那一刻,整个联大师生欢欣鼓舞,在蒙蒙细雨中奔走相告。但西南联大没有立即结束,到了1946年5月才停课。当时学校提出,未毕业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清华、北大、南开三所大学,我选择了清华。
 
  5月4日结业典礼的那一天,全体师生到校园后山举行了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”揭幕式,冯友兰教授宣读了受校方委托撰写的碑文。悲壮激越的校歌响起,凝视着校园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,我意识到告别的时刻到来了。
 
  整个抗战八年对我的影响很大。丰富的经历教会我如何去生存、生活和治学。1948年我本科毕业,1950年赴哈尔滨工业大学继续深造,师从俄国教授普罗霍洛夫。如果说在西南联大我掌握了学习的本领,那么研究生阶段,在老师的指导下,我则是学会了如何去精研理论、探索真理。
 
  我从此选择了焊接领域作为我的终身职业。当时中国几乎没有工业,大家对焊接没有一点概念。有人笑话我:“学焊接?焊洋铁壶、修自行车吗?”实际上,焊接是非常重要的。火箭、导弹、军舰、航母都是焊出来的,清华的第一个核反应堆是我负责的,建秦山核电站时,我也是顾问,我得保证每一个焊缝的质量。因为整个工程的安全可靠,事关重大。
 
  1993年,我受命担任南昌大学的校长。我发现校园里打篮球、谈恋爱、跳舞的学生很多,跟我们上大学时候的气氛完全不一样。大家经过高考进了大学,就如同进了保险箱,肯定能毕业。但当年在西南联大,淘汰率很高,而且很自然。我就结合实际,学习联大的制度,实行“学分制”、“淘汰制”和“滚动竞争制”,激励学生的积极性。
 
  当了10年的校长,2002年我回到清华,继续从事研究工作。一个人一生有几条道路,从政、从商、从学,在我看来,还是“从学”最简单。我常说,这辈子我做事有两个驱动力,年轻时候父母很少过问我的学习,靠的是“兴趣”。后来是“成就感”,当自己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成绩、为国家建设解决了实际问题时,那才是最快乐的时刻。
 
  记者手记
 
  在清华大学的“焊接馆”,记者采访了潘际銮这位88岁的老院士。这座1955年的三层老建筑,是当年在潘际銮带领下一手建成的,潘际銮在这里筹建了清华大学焊接专业。
 
  他现在是西南联大校友会的会长,“我算最年轻的一个,还能干点活,接下来怎么办呀,没有可以移交的年轻人啦。”2012年,他主持了第七十五届校友会议,“可能是最后一届。”
 
  尽管在联大只度过了两年的时光,却种下了一辈子的情结。他时常怀念联大的无为而治,师生们的自由发挥,各种思想的自由碰撞。“现在的年轻老师被逼得太死。”
 
  老先生一生俭朴,读书时期从家带点猪油,拌着食堂的饭,就无比满足。担任南昌大学校长时,一辆老旧尼桑轿车用到接近报废。学校的财务、人事、房屋他统统不管,一心主抓教育。远离权与利、专注学问、生活中无欲无求。如今的他,还是骑着自己的老旧自行车穿梭于宿舍楼和他的办公室之间,指导学生、进行一些科研项目,自在而洒脱地生活着。
审核:三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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